網絡輿情監控法案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發展規范性法案。即規范互聯網的使用和產業發展法案，其目的不是為了監控網絡輿情，而是為了建立互聯網產業發展的邊界。但對網絡輿情起到規范和約束作用。第二，網絡輿情監控性法案。有明確的條款規定對特定網絡行為和當事人實施追蹤，獲取其所有相關信息，并要求網絡服務商根據相關機構的要求提供這些信息 這類法案以社會安全和國家安全為訴求，起著直接監控網絡輿情的作用。

在中美兩國，都制定了發展規范性法案，但都沒有制定以網絡輿情監控為主要目標的法案，網絡輿情監控的法律訴求混雜在其他法案和條例中，作為同家安全法案的一個構成部分。中美網絡輿情發展規范性法案和監控性法案如下表所示：

美網絡輿情發展規范性法案和監控性法案

從中美比較的視角來看，無論是網絡發展規范性法案，還是網絡輿情監控性法案，中國以部門條例、管理規定和辦法為主，正式的法律比較少，以網絡、電信為目標的法案幾乎沒有，而只有以恐怖主義為目標的法案中略涉及網絡問題。2017年6月1日實施的《網絡安全法》強調網絡自身的安全，多于以網絡為平臺監控網絡輿情的訴求。

與中國相似的是，美國也沒有制定以網絡輿情監控為主要目標的法案，而是將網絡輿情信息的獲取整合進其他安全法律中。從網絡輿情相關法律制度來看，美國國會制定法律的能力更強。

中國的行政部門制定條例和辦法的動力更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年中較短的會期，使法律的制定和正式通過期限較長，這樣就使部門條例和規章成為法案的替代品。美國國會制定法律也被認為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在巨大的安全威脅面前，國會參眾兩院、共和與民主兩黨常常能夠摒棄成見，為法案的通過一路“開綠燈”，而美國國會在一年中的超長會期為這些法案的通過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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