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網絡輿論影響力不斷走強，一個蓬勃發展的輿情監測市場逐漸浮出水面。在眾多開展輿情監測業務的機構中，以人民網、新華網為代表的眾多媒體表現搶眼，成為離主業最近而又能有所贏利的一項新興業務。 那么，輿情監測是一個什么樣的行業？能否成為媒體轉型的一大路徑？媒體從事這一業務有什么優勢劣勢？未來市場前景如何？圍繞這些問題，《中國記者》近期走訪了業內權威人士。 是陽光產業，不是“灰色產業” 互聯網作為輿論平臺產生了巨大市場需求，讓從事輿情業務的公司如雨后春筍一般紛紛冒出，難免泥沙俱下。“甚至三五個人都可以聲稱做輿情監測，然后作出某些涉嫌違法的承諾以招攬客戶，這對行業構成極大傷害。”《環球時報》輿情調查中心常務副主任戴元初表示。 經過2013年國家“打擊網絡謠言”“凈化網絡環境”等專項治理行動之后，這類網絡公關公司或銷聲匿跡或轉入地下，輿情市場環境應該說已然好轉，但輿情監測卻被打上了“網絡刪帖”“灰色產業”“危機公關”的印記。 實際上，輿情監測是一個很有“技術含量”的陽光產業。因為不熟悉互聯網，一些政府、企業往往因為無法及時有效地與網民溝通而進退失據，導致自身公信力和形象受到損害。定期監測涉及政企機構的輿情，分析研判輿情發展規律，并讓政企機構及時有效告知事實真相，是這個行當的基本業務。用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的話說：“輿情監測是‘補臺’，而不是‘拆臺’。它力圖用公開回應、透明應對的手法，化解公眾與政府、企業之間的矛盾，幫助修復和提升公共形 象。” 新華網輿情監測中心主任段賽民則進一步拓寬了輿情監測的內涵。他認為，“輿情業務本質是一種智力服務，有多種內涵，既包括簡單的網絡輿情監測，也包括深入的民意調研，還包括從智庫的角度出發，通過線上平臺反映線下問題，提供分析以供決策者參考。” 作為有技術含量的智力服務，輿情分析往往需要專業技術支持。比如，“中國青年報輿情監測室”使用的輿情監測系統具有六項國家專利，其負責人楊亮慶認為，“只有在科學完備的監測體系下，才能做出合乎輿情發展規律的應對、處置方 案。” 除此之外，輿情分析也要求從業者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包括對社會輿論的敏銳洞察力，數理統計能力，以及細分領域的專業分析能力。比如，“中國青年報輿情監測室”的輿情分析師均由該社一線記者構成，更能深刻把握輿情發展特點和規律，紅網則聘用很多理工科出身的輿情分析師，使用數理統計手段梳理海量網絡信息，而正義網的輿情分析師“有30-50%是學法律的”，不僅能讀懂“網言網語”，還掌握“法言法語”。 2013年9月，人民網與人社部合作推出“網絡輿情分析師”培訓;2014年4月，新華網與工信部推出“網絡輿情管理師”培訓。這兩種職業資格培訓不僅標志著輿情分析成為一項具有專業技能的新興職業，而且也意味著輿情分析的專業化程度不斷提升，正從具體經驗向體系化的知識、技能轉變。 作為轉型路徑的輿情業務 對傳統媒體來說，輿情業務既具有社會效益，也有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開辟了一條媒體轉型的路徑。 就社會效益而言，媒體的輿情業務與傳統報道業務往往相互交叉，可被視為媒體“耳目喉舌”職能的延續和拓展。例如，人民網輿情刊物《網絡輿情》的定位即為“幫領導干部讀網”的內參讀物;而新華網推出的《網絡輿情參考》則定位于“以網絡輿情研判為基礎、供領導干部參閱的智庫類分析報告”，二者都與原有的參考報道有所交叉。此外，很多輿情業務部門都在母報上開辟了專門版面或網站頻道，以報道形式刊登輿情產品。 而對于行業媒體而言，輿情業務在一定程度上延續著母報在行業內的指導作用。《檢察日報》所屬的正義網絡傳媒研究院(前身為正義網輿情工作室)便是一個典型案例。正義網常務執行副總裁、正義網絡傳媒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錢賢良表示，“作為法制類專業媒體的輿情監測機構，我們的輿情業務是報社職能和編輯方針的延伸，主要面向政法系統為政法機關服務。因為司法辦案有它的流程和程序，而信息傳播也有其規律性，我們就是把二者相結合，提供可操作的建 議。” 開展輿情業務，也為媒體開辟了一條新的營收渠道。從調研情況看，輿情業務機構大都獲得了不錯的經濟效益，并且保持快速增長態勢。一個顯著的案例是2013年成立輿情部門的紅網，“今年到目前為止的營收已經超過去年的額度好幾倍”，紅網總編輯助理兼輿情中心主任胡江春說，“不過我們剛成立，基數比較小，在紅網內的收入比重還不高，但正在快速提升。”輿情業務已經確立為紅網的重點發展方向。 另一個快速成長的案例是“智谷趨勢”。 與一般的輿情監測機構不同，這個由傳統媒體人創辦的輿情分析公司主要運用大數據手段對政經動向新聞信息進行深入分析，為投資者提供經濟決策參考。該機構創始人鄧科表示，“從2013年創辦以來，我們的發展速度超出預期。特別是之前沒想到一些投資機構主動聯系我們，并成為客戶。” 輿情產品及業務，成為傳統媒體的一個可能的轉型方向。鄧科說，“輿情業務會越來越成為信息傳播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政府企業都開始有自己一手的信息發布渠道，傳統媒體的中介、橋梁屬性會越來越弱，所依賴的廣告模式會逐漸衰微，而越來越依賴信息產品本身的銷售。信息產品要賣錢，就必須要有用。這也使得媒體的內容結構會越來越非娛樂化，提供越來越多有用、嚴肅的信息，輿情產品正是其中的一類。” 媒體的優勢和劣勢 除媒體輿情機構之外，目前從事輿情業務的至少還有以下三類不同性質的主體：第一類是公關公司，主要從危機公關角度從事輿情業務;第二類是軟件技術公司，主要從事網絡輿情信息挖掘、分析軟件的研發，第三類則是科研院校，主要從學理研究的角度關注輿情。與這些機構相比，媒體從事輿情業務又有哪些優勢和劣勢呢？ 最大的優勢是媒體對各類輿情發展態勢比較敏銳，并具有豐富的輿論引導經驗。楊亮慶說，“我們一直堅持讓一線的記者兼職做輿情分析師，因為與專職的輿情分析師相比，他們對社會的脈動把握得更準確。”戴元初則認為，“現在提供更全更快的輿情信息越來越不構成競爭力，能構成競爭力的是對數據的解讀和研判能力。而這恰恰是傳統媒體的優勢，傳統媒體具有從紛繁復雜的事件表象形成自己的立場、觀點的經驗和能力，對于輿情研判有自己的先天優勢。” 同時，媒體輿情機構也沿襲了母媒體的品牌與公信力，這也使得他們更容易獲得市場信賴。對于地方媒體的輿情機構而言，地方政府更愿意信任本地媒體，而本地媒體對于地方情況也更熟悉，因而這種優勢更加明顯。大眾網副總經理姜長勇表示，“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當地最有影響力的輿論場，每天都在處置著發生在我們自己的論壇、微博等媒體上的各種危機事件，有著豐富的經驗，因此我們提出的應對方案更具操作性。加之我們還是本地為數不多的有新聞發布資質的網站，可以在第一時間進行輿情引導。我們多年的新聞職業素養、媒體的公信力，可以幫助政府企業在第一時間發出聲音，澄清事實，獲得網友的信任。” 但因為脫胎于媒體，傳統媒體的輿情機構在面臨市場競爭時有一些“基因上”的短板。從某種程度上講，輿情業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產業。與技術型公司相比，傳統媒體輿情機構技術研發能力相對薄弱。一家輿情監測機構負責人表示，“輿情監測技術響應能力跟不上變化，跟不上市場客戶的要求，是傳統媒體的一大劣勢。網絡新媒體更新換代太快，比如說新浪微博今年你用某一技術就能抓取到它的全部內容，但明年它迭代了可能就用不了;再比如說，以往微博的輿情就比較好地代表網絡輿情，而現在可能相當一部分轉移到微信去了，原來的技術就跟不上了，所以技術響應能力很重 要。” 另外一個不能被視作“劣勢”的“劣勢”在調研中也屢屢被輿情機構負責人提及，那就是傳統媒體的輿情機構往往因為“比較正規、守規矩”而難以滿足一些客戶的不合理訴求。一家輿情機構負責人表示，“我個人感覺最大的難題是很多客戶的意識還停留在過去時代，平時不注重預防性措施，一旦爆發才會對機構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比如刪帖、撤稿，這種做法是違法的，而且在網絡時代效果其實也不 好。” 但在商業利益驅使下，仍然會有少數底線意識較弱的小公司會選擇迎合這種不合理訴求，而將傳統媒體輿情機構置于尷尬境地。對此，很多輿情機構負責人都寄希望于建立嚴格、統一的行業規范，以防止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楊亮慶說，“我們作為中央新聞媒體，不單是把自己的事業做大做強，還希望聯手行業內有社會責任感的機構來一起建立規范行業標準，矯正一些單位、個人對輿情監測偏頗、片面、歪曲的認識，凈化行業風氣，提高行業水平。” 前景和趨勢 新華網輿情監測中心分析部主任王通文將輿情市場劃分為三個階段：2008年之前是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輿情產品主要在體系內循環;2008年到2013年，輿情行業進入市場培育期，社會化進程加快，輿情服務機構與技術公司大量出現;2013年至今，由于產品同質化、被污名化，輿情行業進入升級換代階段，輿情的價值從簡單應對向深度研判和預警轉變，基于大數據產業鏈和業務鏈的分工，附加更多、更高智力因素的產品形態和服務形態將會出現。 調研中，輿情監測的市場前景被大部分輿情機構負責人普遍看好。一個旁證是，2014年2月民政部將“輿情監測”納入《2014年購買社會服務指導目錄》。這意味著輿情服務的價值得到認可，并正式成為政府采購對象。 不過，也有少數業內人士表示輿情業務可能會面臨萎縮，“預計行業會有一個優勝劣汰的洗牌”。錢賢良認為，“輿情業務的興起，是因為社會對互聯網認識不到位，且法治思維還不成熟。因為隨著行政、司法信息公開，民意收集的正常化，特別是政務微博本身就能起到民意收集的作用，可能就不需要淺層次的為領導讀網性質的初級的輿情監測 了。” 此外，業內人士大都認為專業化、品質化是輿情業務“升級換代”的方向，但在具體路徑上有所差異。 段賽民表示，“輿情監測”窄化了對輿情業務的理解，“完整的輿情服務鏈條應包括搜集、分析、研判、處置、引導、評估、反饋等工作流程，很多人把某一個環節或幾個環節當做輿情工作的全部。另外，目前很多輿情處置只是平息輿情事件，但并未真正平息輿情。即使網上平臺解決，線下問題不解決，根子就沒有解決。” 而鄧科表示，“現在的輿情業務往往滿足于官員危機應對，這樣當然更容易來錢，但也把輿情業務的格局做小了。其實輿情同樣也可以預測，比如城市規劃、項目選址等等，輿情業務應該往預測、公共政策方面發揮作用。” 大數據的發展也會對輿情業務產生影響。王通文表示，“輿情業務從對社會言論的關注，轉移到能夠反映社會觀點、情緒和心理的更多信息，發展到整體的決策信息支持。目前以關鍵字為主的體系其實是主要以事件為分析維度，未來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可能實現人、事、環境信息等多維度交叉分析、關聯分析。”
